文天祥：惶恐说惶恐  零丁叹零丁

——南宋的最后一位忠臣（三）

阳光

南宋的皇帝几乎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

前半夜被金兵追打，后半夜被元兵围打。山河破碎梦不连，国势浮沉雨打萍，梦里全是游牧民族的铁骑马刀，寒风阵阵，寒光闪闪。

公元1234年，一直被金兵追杀的南宋朝廷终于有了报仇雪耻的机会。

这就是与蒙古大军的联手。

公元1141年到1142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是宋、金、元三国三朝政治军事势力板块重新组合的关键时期。

这一刻，大宋王朝力主抗金的主将岳飞被陷害致死，朝中无人敢言战、无人能应战，于是宋金之间签订了“绍兴和议”，堂堂大宋从此对金称臣，成为藩属国，大宋皇帝赵构甚至在写给金主的信中，自称“臣构”。

这一刻，对金朝女真人来说，是一个发展崛起的契机。东北方向完成了对辽朝残存势力的清扫；西部方向安抚住了西夏，使之承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对东部方向的高丽国、渤海国加大防御力量。于是金朝的主攻方向转向了宋朝的广大区域，富庶江南，物华天宝，无疑是大金国的不竭财源地。议和是假，觊觎是真；协议是虚，图占是实，大宋像是一块肥肉，食之不尽，嚼之不竭。

但是，金朝对宋朝的图谋，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同样奔驰在千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蒙古铁骑。准确地说，是逐渐汉化，甚至宋化的女真人，遭遇到仍然保持强悍威风的蒙古人。

公元1206年，孛儿只斤·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被拥立为首领“成吉思汗”，创立大蒙古国。

迅速崛起的大蒙古国一方面建立起强有力的帝国体制，一方面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先后消灭西辽势力，多次发起对夏战争，令西夏王朝臣服，随后打响灭金之战，扩张势不可挡。公元1211年野狐岭一役，10万蒙古铁骑对战45万金朝精锐，以少胜多、大获全胜，从此威势日隆，强不可敌。被蒙古大军占领大片土地后的金朝转嫁压力，加大了掠夺大宋丰饶成果、挤压南宋生存空间的力度，此所谓你打我、我打他。

金人的举动，激怒了久积靖康之恨的宋人。于是，宋朝与金朝的对手蒙古大军的合作，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与现实的选择，一场新的“三国演义”在东汉末年1000年后重演。

公元1234年，即宋理宗端平元年，忍无可忍的大宋与蒙古大军联手灭金。随着蒙古人的风卷残云雷霆万钧，金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派人想说服宋人，并不惜以当年北宋皇帝受金朝皇帝之蒙骗联手灭辽，却被金朝反手一击而亡的教训为例，甚至还用了“唇亡则齿寒”的典故相劝。但南宋人恨金入骨，哪里听得进这番50年之后才被证明的劝言，心想，齿寒就齿寒，我先让你寒；重演就重演，我让你先演，断然拒绝了金朝的请求。

当然，南宋朝廷也不是一时冲动，宫廷内部也进行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是“扶金拒蒙”“联蒙灭金”，还是“先灭金再抗蒙”，反复讨论、激烈争论，但对现实压力的恐惧大于对未来忧患的思量。最终的结论是，灭金比防蒙更迫切；最后的结果是，金朝都城蔡州被宋、蒙大军攻陷，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

至此，距公元1134年岳飞首次北伐抗金、收复襄阳六郡，正好100年整。

历史的悲剧，真的开始重演了。

大宋王朝虽然一雪百年奇耻，但也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大辱。这就是蒙元覆灭南宋之战。

从公元1234年宋蒙两军在洛阳的正面战争打响，到公元1279年蒙元大军灭宋于崖山结束，时间长达46年。

生于公元1236年、卒于公元1283年的文天祥，几乎亲历了蒙元灭宋全过程，也就是说，文天祥一出生，宋朝就进入了覆灭的倒计时。

蒙古帝国灭宋的谋划，堪称人类战略史的经典。

威风起荒漠，战云卷中原。从战略筹谋到战争准备，从战场布局到战役展开，从战斗实施到战术运用，蒙古人从长计议、精心布局，在下一盘大棋。这个征服了整个草原荒漠地区，建立起大蒙古帝国的强势政权，这个征服了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打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打到波斯湾，占领面积曾达数千万平方公里的马背帝国，对付已经被女真人打得晕头转向、皮开肉绽的南宋本不在话下，但仍然不敢掉以轻心、轻举妄动，而是对这个存活了几百年的王朝，进行了透彻的琢磨、精准的算计、周密的布局。

此前，成吉思汗、窝阔台父子西征中亚达七年之久，灭了花剌子模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消除了远域之敌袭扰的可能，扫清了外围，加固了边防，拓展了纵深，拉开了打大仗的架势。

此前，成吉思汗派两万蒙古骑兵西征西辽，剿灭与蒙古、新疆分裂势力勾结的西辽国，控制丝绸之路，获取商贸财富。

此前，成吉思汗、窝阔台父子发起六次、历时20多年的对西夏作战，尽管成吉思汗在战争末期受伤病逝，但蒙古人在公元1227年终灭西夏王朝，解除了后背之忧、扩占了物资供应基地。

此前，窝阔台大汗在公元1213年三路攻金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于公元1231年拉开了灭金之战的序幕，三年而功成。

至此，蒙古帝国扫清了灭宋大业的一切障碍，只等大举破宋的发令枪声了。

但是，这个发令枪声不是蒙古人打响的，而是南宋朝廷发出的。

公元1234年正月初十，南宋军队在与蒙古大军刚刚共同灭金于蔡，南宋朝廷导演的“端平入洛”事件就发生了。当年五月，宋兵突然占领了原属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开封、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等“三京”地区。这一年是宋理宗端平元年，所以史称“端平入洛”。

此举引爆了宋蒙战争。

“三京”地区本是大宋王朝的故园，被金人占领了一百多年，历代宋人想拜谒祖宗的陵墓，都只能是遥祭，这里是宋人魂牵梦萦的乡愁，是岳飞曾数次北伐要收复的失地，南宋的收复之心，完全可以理解。但对没有此切肤之痛、百年之耻的蒙古大军来说，则完全不能理喻。对南宋王朝这种提前不沟通、不执行退兵约定、不宣而占的行为，自恃战功显赫、武功高强的蒙古大军当然不干，遂大举攻打“三京”，南宋军队溃败而逃，退回到原来的防线。但蒙古军队穷追猛打，蒙宋大战一发而不可收。

其实，这场战争迟早要来。窝阔台大汗继承的，不过是成吉思汗的遗策。以“端平入洛”为起点，窝阔台指挥二十万蒙古骑兵，正式打响声势浩大的灭宋之战。

唇亡而齿寒的历史悲剧，即将重演。

蒙古大军自有敢于一统天下的实力，不仅仅是雄心、决心。

从蒙元灭宋的谋篇布局看，成吉思汗建立并延续下来的这个草原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各方面逐步建立起强大的战时机制体制，显示出强大的内生战斗力和原生的扩张力。因此，宋蒙之战一开始，蒙古帝国就设计好了灭宋的路线图、时间表、施工单、任务书，志在必得。

对战无定数，胜负无常规。战场上天、地、人因素复杂，且变量多、变数大，但蓄谋已久的蒙古大军对宋军的战争，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从战略谋势上看，既有总体运筹又有重点突破，既有长计划也有短安排，既有伐兵之策更有攻心之术，显得有张有弛、有法有章。从战役实施上看，由西到东，从北到南，纵横数千里，跨越江河海，总体战风卷残云，阻击战攻防有力，阵地战如铜墙铁壁，运动战似霹雳闪电，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在最大流域、最长战线、最多层面同时展开的歼灭战。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推翻前一个朝代最艰巨、最惨烈、最彻底的经典战例，也是一部精彩的电影大片。

综观蒙古大军灭宋的过程，是按三路兵力组织、三个战场展开、三个时期来进行的。这“三个战场”，分别是西路军开辟四川战场、中路军抢夺京湖战场、东路军控制两淮战场。这“三个时期”，分别是窝阔台汗时期（公元1234年—1241年）、蒙哥汗时期（公元1258年—1259年）、忽必烈汗时期（公元1268年至1279年）。

三个战场有重有轻、有呼有应、有分有合，打得山呼海啸，最后三路合一，直捣临安；三个时期的三位大汗毫不歇气、步步紧逼，一年接着一年打，一代跟着一代干，终于把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大宋王朝逼进了死胡同，赶到了悬崖边。

历史，总是环环相连、丝丝入扣、马不停蹄，从未有散漫、闲暇、打盹的时候。

公元1234年六月，灭金之战惊尘甫定，宋军入洛的战报刚到，蒙古大汗窝阔台就召开诸王大会，宣布实施大规模的攻宋之战。随即，旋风狂飙般的蒙古铁骑潮水般从三个方向涌向川蜀、京湖、两淮地区，所到之处大开杀戒、疯狂屠城，广大地区遭受严重破坏，生灵涂炭，财物被掠，生产被毁，文化遭劫，蒙古铁蹄所到之处一片哀号。据史料记载，一次战斗被杀的宋朝百姓和士兵可达数十万人，窝阔台派弟弟托雷攻入天府之国，疯狂屠杀成都军民，数年之内蜀地人口锐减千万人以上。蒙古大军的残暴，令人不寒而栗。

对蒙古帝国而言，灭金之战实际上有一箭双雕之功，既摧毁了金朝残存的堡垒，也完成了蒙古兵力对中原地区的强势介入和对宋作战的要点布阵。而对南宋而言，却是引狼入室，最终连命都送上，连哭都来不及了。公元1241年，窝阔台死于豪饮，蒙古大汗换了几任，但攻宋的计划从未改变。

公元1251年，窝阔台的养子、成吉思汗幼子托雷之子蒙哥登上蒙古大汗宝座，即率军再次从陕甘方向进入川蜀地区，横扫成都、重庆、泸州、万州等地，占据长江上游地区。与此同时，蒙哥汗命弟弟忽必烈进兵云南，灭大理国，加固了西南方向的打击力量和防卫能力。

公元1259年，蒙哥汗在连续征服欧洲、非洲、亚洲40多个国家之后回兵入川，从长江上游往中下游地区推进。在攻打重庆合川钓鱼城时，遭遇宋军守将王坚、张珏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蒙哥汗受炮击而亡。但蒙古军队并未停步，而是绕开钓鱼城，沿长江三峡东下，直逼湖北、湖南，形成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宋军主力的压力，是为西路军。

在京湖地区，忽必烈统领的蒙古大军攻打湖北、湖南等长江流域重镇，上接应西南，下支援东南，先后占领襄阳、鄂州（今武汉）、江陵、荆州、郢州、黄州、蕲州、江州、安庆、池州、建康（今南京），重点打击南宋主力部队，切断拱卫首府临安的援军，是为中路军。

占领中原地区的蒙古大军兵分两路，一路攻克唐州、邓州、光州等地，另一路打下定远、滁州、六合、真州（今扬州）等地，会师于江淮地区，然后一同打过江南，直逼临安，是为东路军。

在江南水乡，蒙军东路军统帅、左丞相伯颜从容不迫地排兵布阵、安营扎寨，以右军、左军、中军三路包围临安，天罗地网，恢恢密密。堂堂南宋、煌煌华夏，犹如网中之鱼、瓮中之鳖、俎中之祭品。

宋蒙之战，大宋王朝败于蒙古帝国，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是一个神话，蒙古骑兵创造的许多战法、战例、战绩是传奇。他和他的儿孙们率领的蒙古骑兵规模应该在二十万骑左右，却能一次荡平欧洲、中亚地区的几十万兵力，打败上百万人的金兵，令交战对手无不肝颤。如此骄人战绩的取得，与他的残暴、强悍、勇敢、坚强的性格有关，但更与他的大战略、大胆识、大智慧密切相关。

“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没有研究过孙子的兵法，但他的战略部署、战役谋划、战斗实施一直是胜券在握，他一生打过六十多场仗，除了一次战斗发现不利主动撤退，其余各场屡战屡胜，没有失误；深思熟虑计得失，居高望远定乾坤，表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雄韬伟略和天才素质；他敢于以小伐大、以少战多、以弱搦强“伐大国”、打大仗，制胜之道在先发制人，首战就摧毁敌方意志、先灭敌方有生力量，因此他的军事行动呈现突袭性、主动性、运动性、机动性、进攻性、残酷性等特点，始终占据先机主导；他的屠城之术使人心理摧毁、精神崩溃、意志坍塌，而且屡试不爽，令人彻底恐惧，让《孙子兵法》的“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在他身上找不着注脚；他指挥的长途奔袭，到达欧亚大陆的边缘，以劳胜逸，所向披靡，让“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的战法不再灵验。直到今天，一些史学家还把成吉思汗列入人类历史上十大军事家的排行榜。

从成吉思汗到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等四个如狼似虎的嫡生儿子们，再到蒙哥、拔都、旭烈兀、忽必烈、阿里不哥等一群骁勇善战的优秀孙辈，一代又一代的铁血英雄们传承奔驰的特质、遗传战斗的基因、高扬胜利的旗帜。

蒙古大汗们是战略的高手，也是战术的巧手、战法的老手。“蒙古旋风”灭国四十，“上帝之鞭”让地球颤抖。自信满满风度翩翩的欧洲骑士，一旦遭遇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蒙古骑兵，立即吓得魂不附体、斯文扫地，他们手里堂吉诃德用的长枪、角斗士用的重剑，在蒙古骑兵带钩的长矛、弯刀面前显得笨拙、迟钝而脆弱；欧洲长弓与蒙古雕弓相比，拉力不及一半，射程差一大截，杀伤力相形见绌。尽管欧洲骑士把自己包裹严实得像个粽子，但蒙古弓弩射出的利箭，箭重而锋窄，很容易钻进敌手铠甲的缝隙而致其命。攻有方，防有术，蒙古人发明了用生丝制成的“防弹衣”，即使箭头射入肉体，有丝衣缓冲保护，只要拉出丝衣就能拔出箭头。成吉思汗重视武器装备的先进性，每逢大仗，俘虏的工匠技工等一个不杀，全部转成工程兵、技术兵；他非常重视运用大炮等先进武器作战，抛石器、铜火炮、火箭发射装置、火焰喷射器等被广泛应用，“回回炮”等重型武器“所击无不摧毁、入地七八尺”，打出了冷兵器的威风，也打成了热兵器的先锋；元军长途作战，往往一人数马，主马主战，从马紧随，马歇人不歇，所以“来如天坠，去如闪电，飙风迅震，千里瞬至”，是“闪电战”最早的发明者；蒙军组织严明、治军严酷，形成军政、军民一体的“千户制”，十户一组、百户一编、千户一体，战斗队以十为单元，一人逃跑、十人全杀；一家叛逃，十家连坐，形成捆绑式、链锁制的战斗力。

富庶南宋，迟早是游牧人的网中鱼、砧上肉。

蒙古帝国以征服欧亚大陆的战略视野来审视、部署对西夏、对金、对宋的战争，用攻打欧洲城邦城堡的战略战术来攻取南宋城池，运筹有方，游刃有余。他们频繁使用强势逼近、包抄打围，据险守要、正面强攻，大兵压境、箭雨覆压，避实击虚、佯退诈攻、欲擒故纵等兵法作战，料事如神，用兵如神。忽必烈时期，元朝政权针对大宋朝廷的文武官员、地方官员、各城池守将等，展开间谍战、心理战、攻心术，或许以高官，或给予重金，或挑拨离间，或恐吓逼迫，使得不少官员反宋归元、宋才元用。中国的晚宋社会，是传统价值观、正统道德观遭到严重践踏和质疑的尴尬时期。

但对文天祥的劝降，是一场漫长、艰难而失败的心理战。

元军兵力一直不多，但善于草船借箭，大胆使用汉人，蒙古兵力不够就放手招募前西夏兵、金兵、宋兵。元军本没有水师，但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登上汗之始，就开始修造舰船、编练水师，战斗中注意收缴、收编、收买宋军的水师，组建大元水师。一个强悍的骑兵集团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最终使一度辉煌的大宋王朝葬身海底。

川蜀、京湖、江淮三个战场波澜壮阔，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三位大汗接续奋战，这不能不说是置南宋王朝于死地的大手笔。

人是战争的第一因素，尤其是统帅人物。

十二世纪末起，强悍的蒙古部族崛起为强大的蒙古帝国。在半个多世纪里，这个马背民族诞生了几位史诗级的英雄人物和帝国领袖。

第一位是成吉思汗，他完成草原部族的统一大业，横扫中亚，战刀直指里海与黑海间的高加索，征服欧亚大陆和印度河流域，回手一刀灭掉西夏王朝，“上帝之鞭”所指，尽入蒙古帝国囊中，但一代天骄在攻打西夏时受伤而殁；第二位是窝阔台，成吉思汗的三儿子，他按照成吉思汗的遗策发起灭金战争，开启灭宋之战，战绩显赫，大势初定，却因酗酒过度而亡；第三位是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公元1235年拔都奉三叔窝阔台大汗之命，率领由王室各家长子和各家族长子组成的“长子团”西征，七载而归，一直打到波兰、日耳曼、基辅、匈牙利等，15万蒙军击破60万欧洲联军，沿途各国无不臣服，但拔都最终病逝于伏尔加河河畔；第四位是蒙哥，成吉思汗四子托雷之长子，继承汗位后派兵西征西亚、南攻南宋、降服高丽，威震海内外，但在亲临火线攻打重庆钓鱼城时，壮烈牺牲；第五位是忽必烈，成吉思汗四子托雷之四子，奉兄长蒙哥汗之命总领漠南事务，奉命进攻云南、灭大理国。公元1259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统领中路军，一路向南，开辟湖北战场，攻取长江中游重镇鄂州。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登上王位，公元1260年成为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公元1264年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至此，蒙古帝国进入元时代。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成为300多年大宋王朝的终结者。

与蒙古帝国、大元王朝的崛起可以一比的，是整整1500年前秦国的崛起和秦朝的建立。秦始皇之所以能一统天下、终成帝业，是因为“奋六世之余烈”，前面六代君王接续奋斗，无一颓势。元朝的一统天下、百年帝业，是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数位大汗毫不松懈的共同奋斗得来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就可能造成事业链的断裂，但秦没有，元也没有，后来的康、雍、乾也没有。这是历史的遗传密码。

从草原部落壮大成为强大帝国，尽管蒙古集团在成长过程中充满血腥内斗，部落之间、贵族之间、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但总体上是优胜劣汰、日趋强大，在血雨腥风中拼杀、打造出一个强悍的领导阶层和政权系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目标明确、惯于拼杀、勇敢斗争，有跨代但从不断代、有张弛却不松弛的领袖集团、英雄群体的强力领导和接续斗争，这个草原部落才从中国的北方边陲走向中华大地，建立起蒙古政权160多年、元朝政权近100年，作为主角在中华民族大舞台活跃了一个世纪，推动了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文明大交融。

这样的领导集体和精英阶层，在宋朝没有出现，文天祥没有遇到，可谓生不逢时。

历史无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