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29日，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主持，在宜春城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总前委袁州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第二次攻打长沙未克、党内军内对红军下步行动摇摆不定、在思想上不统一的情况下召开的。

△袁州会议旧址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由于李立三“不懂得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不承认中国革命之特殊性，因而坚持“城市中心论”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路线，强令红军攻打大城市，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其“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于8月23日在浏阳永和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决议再打长沙”。次日，部队分三路向长沙城推进，30日晚“即向（长沙）城垣层叠包围，施以攻击”。长沙之敌何键部前有失守的教训，乃决定固守不出城。红一方面军虽曾发动多次猛攻，甚至用上“火牛阵”，均因敌城防坚固而未克。红军围城近半月之久，弹粮渐乏，伤亡日增，敌之援兵又源源而至，形势对我越来越不利。9月12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田心桥召开会议，作出《撤围长沙后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次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又在株洲召开会议，作出进攻吉安的决定，并发布命令：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红三军团夺取峡江、新干、吉水。部队14日从株洲出发，为便于隐蔽，沿途分散开展工作，一边行军一边筹款、制作军服；规定行军时间为17 天，限定于9 月30 日红一军团全部到达吉安的延福集中。

由于二次攻打长沙受挫，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湖南田心桥、株洲召开的会议决定，将围攻长沙的红军部队全部撤退下来进行休整，确定了战略主攻方向转为攻打吉安。制定了红三军团配合红一军团攻打吉安的方案，同时，命令部队相继进入江西境内待命。但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反对红一方面军的行动计划，仍然命令部队继续攻打大城市；而红三军团也有部分指战员由于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危害缺乏认识，不愿去打吉安，仍想回头攻打长沙或去进攻南昌、九江。这样，就形成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摆在面前：红军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是按照红一方面军的意见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进击，即先打吉安；还是执行中央“左”倾冒险错误路线、盲目地把主攻矛头指向大城市，即打长沙、南昌、九江？这个思想认识不统一，步调就无法一致，红一、三军团的下一步行动就无法确定。因此，9月28日，红军占领袁州后，立即就这一重大问题召开了总前委会议，以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两个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袁州会议是1930年9月29日召开的，会期一天。会议地点在上街（现宜春城东风路）张天成药铺。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黄公略、蔡会文、林彪、罗荣桓、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张纯清、吴溉之、袁国平、李井泉等。会议针对多种意见，就红一方面军的行动计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议题有二：一是红一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是打吉安，还是回师再攻长沙或打南昌、九江？二是红一方面军是否应该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

会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讨论的。会上，毛泽东等同志认为必须先打吉安。因为先打吉安，战略上主动，吉安非同长沙，虽易守难攻，但却是孤城一座，偏隅一方，且周围皆红色区域（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敌防守力量不强，又难有援兵而至，加上我地方武装曾“八次攻吉”，将敌围困数月，使其锐气大减，惶恐不安。以我现有条件，攻下来的把握性较大，而且攻打吉安意义重大。打下吉安，对赣西南几百万人民鼓舞甚大，并可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红色区域联成一片，对向赣江、袁水流域推进，朝南昌附近发展，争取江西全省政权的胜利大为有利。但也有部分领导同志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攻打长沙、南昌、九江，以达会师武汉之目的乃中央指示，必须执行。会上有人质问毛泽东“执行不执行中央路线”？对此问题，毛泽东把打吉安与打南昌、九江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耐心细致地做了说明解释。毛泽东指出：打南昌、九江缺乏吉安那样的有利条件，敌有重兵防守，两次长沙之战对敌震动极大，况南（南昌）浔（九江）交通便利，铁路畅通，援兵极易调集。我们有蛮攻长沙的教训，敌强我弱，切忌重蹈覆辙。为了争取作出“先打吉安”的决定，毛泽东同志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作了些必要的让步，提出部队打长沙后伤亡甚多，急需补充，待打下吉安补员后，条件具备再北上攻取南昌、九江。这样，会议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先打吉安的行动计划正式确定下来。

会上，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应以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置袁水以北，威胁南昌，阻击援敌，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藉以歼灭敌军。但是，有些同志反对这一正确主张，认为在湘赣两江之间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打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当时在湘赣边界，敌军的布防较空虚，正是拓展红色区域，扩大红军力量的大好时机。但由于后来形势的急剧变化，军阀停止混战，对红军渐成“围剿”之势，总前委审时度势，修正了袁州会议的这一计划，决定部队东渡赣江，向根据地腹地发展，为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作准备。

29日下午6时，毛泽东、朱德发布了红一军团向吉安进军的命令，全文如下：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

9 月29日午后6时于宜春

（一）湘敌仍在老关、醴陵、黄土岭一带，赣敌戴旅已由万载向南昌退去，据报：邓英部由吉安调回南昌，吉安城由赣州调来之马昆旅接防，南昌近有警卫团一团到吉安，确否，正续探中。

（二）本军团（缺十二、二十两个军）照原计划拟于明日（30 号）由此地（宜春城）出动，经分宜向吉安前进，拟30 号到达分宜城（80里）附近，10 月1 号到达路口（60 里）附近，2 号到达阜田（55 里）附近集中。

（三）第四军应于明晨5时以前由现在地（下浦）出发完毕，经彬江向分宜城前进，到达分宜城前宿营。总部、总政治部、直属队随中革委应于明晨3时半起床，4 时半即在大街上集合，按原次序出发，接第四军后行进。第三军（缺一个纵队）应于明晨5时接总直属队后出发，到达分宜附近宿营。

（四）第三军应派出一个纵队兵力到慈化，接中共长江区来员及三军日前派往浏阳护送伤兵之一个大队回队，接到后应从速赶来阜田附近，归回建制。

（五）出动后余随总部行止。

附记：

（1）各部沿途须探听各方敌情。

（2）沿途宿营地皆由第四军林军长负责分配。

（3）先头部队到达阜田后，应相机袭取吉安城。

总指挥

朱德

兼                            

 政治委员毛泽东

29日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又携中央8 月29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赶到袁州，要红一方面军回师再攻打长沙。于是，毛泽东等同志在住地宜春城文昌宫与周以栗同志进行恳谈。经过毛泽东同志的耐心说服，周以栗同志终于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决定随部队攻取吉安城。

袁州会议，是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斗争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因执行了袁州会议关于攻打吉安的正确决定，红一军团于10月4日胜利地攻克了吉安城，使赣西南苏区得到较大发展，红军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增强。通过实践检验证明，袁州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正确战略方向。红一方面军用事实进一步说服教育了那些受李立三错误冒险路线影响较深的同志，转变了他们的态度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