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日报》报道
▲中革军委、中央政府机关及毛泽东等领导渡于都河旧址——县城东门渡口。 图片由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提供
江西日报记者 蔡超然
红色寻访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等地出发开始长征。长征不仅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铸就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摄影｜曾宪文
中央主力红军为什么要离开中央苏区？为什么要长征？长征是什么时候决定和开始的？日前，记者来到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从纪念馆党支部书记管冬梅、副馆长张小平的讲述中，寻访红军的红色足迹。
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图片由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提供
管冬梅介绍，1933年9月，经过多方面准备，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由于党内“左”倾错误领导，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放弃了历次反“围剿”作战中运用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略战术。1934年4月至5月，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先后失守，中央根据地南北门户大开。至当年9月底，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在苏区内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很小，只能突围转移。
来到当年红三军团集结休整旧址于都县车溪乡车溪圩，张小平表示，1933年11月，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围攻，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苏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但博古等害怕丢失中央苏区，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参加保卫战的红一、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面对如此危险局面，中央主力红军只有突围转移。
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决策和秘密准备
1934年5月下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中央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个决定电告共产国际。当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决定。随后，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同时，开始了秘密准备工作。
张小平介绍，为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1934年中央苏区做出一系列部署——
扩大红军方面：5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在3个月内扩员红军5万名。到6月30日止，中央苏区实际完成6.22万名。从5月至9月底，中央苏区共扩员红军8万余人，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在突围转移前夕，都分别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
▲红五军团军团部集结旧址——罗坳镇步前村陈屋。 图片由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提供
军事部署方面：面对国民党军六路进攻，红军部队浴血苦战，为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争取时间，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在红五军团和红一军团配合下，在广昌顽强狙击敌人，给敌人以重创，自己也伤亡4000多人。中革军委于7月上旬，决定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减轻国民党兵力对苏区的压力。7月下旬，命令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向湖南中部推进，为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探路。
筹集粮款方面：六七月间，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筹粮筹款活动，苏区人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积极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粮食收集借谷任务，还捐钱捐物，支援红军。短短半年时间，捐献稻谷84万担、被毯2万床、棉花4.3万公斤、布鞋5万双、草鞋20万双和军费150万元等。
组织方面：7月底，以于都为中心成立赣南省，便于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休整，征集人员、物资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10月，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决定，为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在瑞金成立以项英为领导的中央分局和以陈毅、梁柏台为正、副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舆论方面：9月2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10月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在《红色中华》报联合发表《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保卫苏维埃政权，拉开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序幕。
统一战线方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利用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派出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派出的代表在寻乌县罗塘镇举行秘密谈判，并达成五项协议：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陈济棠负责）；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可以互相借道，各方根据现在战线向后撤退10公里。
1934年9月，最高“三人团”制定了中央红军主力向湘西突围转移的行动计划，沿着红六军团的进军路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0月7日开始，中革军委分别电令各军团，要求各部队依令行动，开赴于都集结，进行休整补充。10月9日，中革军委下发《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具体规定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逐日任务及红军驻地路线、地域。
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后，红一、三、五、八军团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分别于10月11日至18日到达于都集结地域休整补充。
由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率领的红九军团，则于10月11日到达会昌珠兰埠地域集结休整。
中央红军在于都县境内集结休整后，部队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军委、中央纵队在中间，五军团殿后，共计8.68万人，从1934年10月16日傍晚开始陆续渡过于都河。10月21日，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反攻，25日渡过信丰河继续长征。
站在于都河畔，管冬梅介绍，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于都人民大力支援红军架桥渡河。为防止过早暴露目标和红军行动意图，架设浮桥都在每天傍晚5时后进行。在红军渡河的4天时间里，每到傍晚，群众便纷纷走向架桥工地，有的打火把，有的送水送饭，还有的直接参加架桥。红军渡河后，要在次日早上7时前把浮桥拆除，傍晚5时后又重新架桥。据统计，军民在于都县30公里的河段上共架桥15次。为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沿河两岸的于都人民把家中所有可用材料都贡献出来了，有的群众还拆下了门板和床板。有位年逾古稀的曾大爷，在将家中全部材料献完后，又亲自把自己的一副寿材搬到了架桥工地。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远征
管冬梅表示，有一组数据可以充分说明长征是伟大的壮举、伟大的转折。在长征途中，红军将士跨越了近百条江河，翻越了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极为危险的茫茫草地。面对国民党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踏步进退，穿插迂回，斩关夺隘，顽强拼搏，以鲜血和生命闯出一条胜利之路。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鏖战独树镇、伏击袁家沟口、激战嘉陵江、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抢渡普渡河，纵横赣湘鄂川黔滇等10余个省，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来到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于都居住过的位于县城北门外的何屋，张小平介绍，长征期间，毛泽东同志高超非凡的领导指挥艺术、红军的机智勇敢，可以在方强将军撰写的回忆录《红军战士话当年》一书中得到充分印证。方强同志是开国中将，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驻守中央苏区南大门会昌筠门岭一带的红军22师政治委员。在会昌战斗期间，曾得到前来巡查的毛泽东亲自指导，并迅速稳定了中央苏区南方局势。
方强将军在书中回忆：1935年4月中旬，红军以高度的机动性，声东击西，南渡乌江后佯攻贵阳，直逼昆明，以迷惑、调动敌军撤离金沙江防线，为我军顺利渡过金沙江开辟道路。4月26日，当红军进入云南逼近昆明时，城内因守军薄弱，一片混乱。蒋介石急忙调动70个团的兵力向红军扑来，而金沙江两岸的敌军却非常空虚。中央军委于4月29日果断地向红军下达了强渡金沙江的命令。
5月2日，中央军委命令指定：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先遣司令，率干部团“于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皎平渡位于云贵两省的交界处，是金沙江重要战略渡口之一。
抢占渡口成功后，又乘夜色智取了北岸敌人的厘金局，干部团先遣营控制了南北两岸的渡口，随后又找到5艘木船，总共7艘船，为全军在此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打破了敌人在金沙江北岸的整个防御体系。
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一支川军部队正在向通安州开进，先头部队可能已经到达，企图逼近皎平渡，阻挡我红军主力渡江。
据俘虏供称：敌军是川军的一个旅，共两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在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敌人又居高临下，占着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的情况下，团指挥所当机立断，命令第二营在正面佯攻，一、三营从敌右侧包抄迂回，向敌左侧发起猛攻。周士第参谋长和方强率领干部团的侦察排出击，歼灭了数倍于我的守敌。
胜利夺取通安州，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专家视点
弘扬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管冬梅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创造的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铸就的长征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至今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舍生忘死、一往无前。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生动写照，是坚定理想信念的一次伟大远征。他们怀抱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对党绝对忠诚，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和意志，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种种生死考验，笑对饥饿寒冷，不怕流血牺牲，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是什么力量激励着他们奋勇向前？那就是信仰，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有了信仰，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就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为了探索真理而勇于牺牲的一次英雄壮举。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红军将士大部分倒在了长征途中，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无法考证，但他们义无反顾，无怨无悔继续拼搏前行，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长征是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演绎。1934年10月中旬，在34万于都人民的支援和配合下，红军8.6万余人悄无声息渡过于都河，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而中央红军此前在于都集结休整时，苏区人民节衣缩食，积极响应号召支援革命、支援红军，超额完成各项参军支前、筹粮筹款任务。苏区人民如此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外形势错综复杂，迫切需要我们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长征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攻坚克难，努力奋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作者为于都博物馆、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党支部书记）
红色感悟
坚定信念奋进新长征
蔡超然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央红军怀抱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进行了闻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是激励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坚定信念奋进新长征，就要像当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那样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为了信仰而奋斗，为了信仰不怕流血牺牲，坚信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当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迫切需要我们从伟大的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真正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定信心。唯有如此，才能战胜一切困难，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坚定信念奋进新长征，就要像当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那样，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当年长征前夕，苏区人民为什么能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奉献一切而无怨无悔，为什么能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切实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困难，所以赢得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当前，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需要我们突出“人民至上”理念，把执政为民作为评价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切实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获取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坚定信念奋进新长征，就要像当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那样，为了救国救民，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牺牲。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压倒一切困难、流血流汗、勇于探索、奋斗不息得来的。当前，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这更需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紧密依靠群众，咬定目标，攻坚克难，勇往直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征途漫漫，唯有奋斗。
党史链接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2个纵队，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湘江时，遭到很大损失。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在毛泽东坚决主张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放弃了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下旬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实际上开始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5月下旬，中央红军向川西北挺进。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中共中央多次催促、劝说无果。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先行北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从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长征。进入陕南后，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为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行动，红25军西征北上。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平镇（今永坪），与陕甘红军第26、27军会合，合编为红15军团。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吴起镇。与红15军团会合后，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转战于川康地区。1936年7月初与红2、6军团在四川甘孜会合后，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2、红6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2日到达川西北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2、红6军团与红32军编成红二方面军。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隆德西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