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号角”雕塑。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黄洋界革命烈士纪念碑。（资料图片）

“星火相传”大型雕塑。（资料图片）

三湾改编旧址、古城会议旧址、茅坪革命旧址、大井毛泽东旧居、茨坪革命旧址、砻市会师旧址……在井冈山革命老区，这些历史印记的背后都有让人感动的故事。如今，硝烟已经散去，而镌刻在这里的井冈山精神依旧散发着光芒，代代传承，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三湾改编：

政治建军的伟大开端

在湘赣边界的永新、茶陵、莲花、宁冈交界处，群山环抱，田垄交错，层峦叠嶂，中间一块平地是一个小山村——三湾村。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这里，将原来的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史称“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党政治建军的伟大开端。

从2006年回到家乡设立“将军讲堂”，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原副校长何继明少将已在三湾村义务宣讲十余载。他的父亲李立是老红军，是三湾改编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一家两代军人对三湾改编有着特殊的情愫。

何继明告诉记者，当年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村时，原有的5000多人仅余不足千人，只有48匹战马，士气十分低落，组织很不健全。

1927年9月29日晚上，在三湾村泰和祥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通过对革命失败的深入分析，毛泽东找准了根本问题正是因为缺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于是作出了改编的重大决定。“三湾改编中的党铸军魂，就是要把党的理想信念铸入军队，赋予军队政治力量，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才能更好地发挥党的力量。”何继明说。

上井冈山后，毛泽东先后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体现了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总结经验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红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

罗荣桓元帅作为三湾改编的亲历者，曾回忆道：三湾改编实际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三湾改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虽然只剩700余人，但兵精将锐，面貌一新，作风严谨，战斗力强。部队经过短短休整后，于1927年10月3日开始奔赴井冈山，陷入绝境的中国革命从此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黄洋界哨口：众志成城勇退敌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共有五处险要哨口，其中黄洋界是最为著名的哨口。站在黄洋界哨口举目远眺，只见群山起伏，云雾缭绕，令人想起毛泽东那句诗词：“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然而，黄洋界之所以闻名，更多是由于它承载的历史。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讲解员黄斐介绍，1928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四个团向黄洋界进犯。当时守卫在黄洋界哨口的红军不足一个营。可守山军民毫不畏惧，用极有限的武器和檑木、滚石等顽强地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进攻。

在今天的黄洋界，还保留着两处原哨口工事，一处是山顶壕沟，另一处是山腰的檑木滚石，并按原貌安放了一门迫击炮，生动地诉说着当年的战斗场景。

当年，毛泽东在率领主力返回井冈山途中得知消息后，欣然写下《西江月·井冈山》，正是这场战斗的光辉写照：“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为什么黄洋界保卫战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当年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时任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党代表的刘型同志回忆，在黄洋界保卫战中，除了参加战斗的正规部队外，赤卫队持各种旧式武器，担任警戒，配合作战，妇女们组织后勤队为前线服务。儿童团、少先队在防务委员会和工农兵政府的领导下，全部动员起来了，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敌探进出。

黄斐动情地向记者讲起那段激荡人心的历史。当年的根据地人民为了支援革命战争，保卫红色政权，纷纷让自己的儿子、丈夫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仅以当时的宁冈县为例，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宁冈总人口仅五万余人，而参加红军和各种地方武装的就有一万余人。当时，到处可见母送子、妻送郎的动人场面。

今天，我们站在当年战斗之地，回想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苦岁月，不禁思绪万千。我们的革命为什么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答案只有一个：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事业的成功。正如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八角楼：一盏油灯点亮前进航程

1月18日，江西井冈山茅坪八角楼，青油灯静静地放在桌上。

“八角楼的灯光比天上的北斗星还要明亮。”黄斐讲述着那段艰难而光辉的岁月，“正是在这盏如豆的小小青油灯下，毛泽东挥笔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1927年，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后，由于“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干扰，使根据地遭到了三月和八月两次失败，敌人频繁的军事“会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有些同志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为了从理论上阐明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引导党和人民朝着胜利的道路前进，毛泽东在艰苦的岁月里，深入调查研究，写下了这两篇著作。

井冈山研究中心教授陈钢告诉记者：“毛泽东在这两篇著作中，全面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述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坚定了边界军民的必胜信心，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走进八角楼，室内陈列着床架子、桌子、砚台油灯、茶几、高背椅等物，都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当年在这里居住时用过的原物。黄斐告诉记者，当年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毛泽东办公经常到深夜，天冷了，就把床上的毯子披在身上御寒。根据地的用油十分紧张，为了节约，对各级机关和领导办公用油都作了明确规定。按规定毛泽东晚上可点三根灯芯办公，但是他却坚持只点一根灯芯，为根据地军民做出了表率。

来源：经济日报